细雨骑驴石耿立
对于老石，我充满了感情和感激。
也许是机缘巧合，我到学校读书时，他竟然也鬼使神差地结束了他在北京住地下室、白日黑夜地游逛于北大的作访问学者的生涯，回到了他的、也是我的母校，继续叛逆。
我到学校报到时，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许是小地方经常不出名人，一旦谁成了名人，就会被人经常念叨过来念叨过去，宛如鸭子嘴里的泥鳅，他就是这样一个泥鳅。
听是听过，但是没有见过，不过无所谓，离了谁不能过，反正当时对学校也没有抱什么大的期望。
没想到，后来我还真的碰上他了，准确来讲，是邂逅了他。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写到这里，一定会芳心乱跳、满脸飞霞、含娇带嗔、无限甜蜜地回想那个情深深雨蒙蒙的下午或者下午，但是现实是，我写到这里，只是嬉皮笑脸了一下，然后接着敲打键盘，津津有味地往下写。
当时我好像去系办公室朝觐领导，这不知道是哪一朝哪一代领导定下的规矩，要求所有的学生干部在下了第二节课后，一律去系办公室朝觐，本着有事干事、没事套近乎的原则，干活的干活，扯淡的扯淡。
当时我把学生干部这个身份理解为沟通，代表学生心声和实际情况，和学校派驻到系里的领导同志进行沟通，互通信息，共同发展，前提是双方人格平等。
现在来看，这个定位和领导对我们的定位有相当大的分歧，有点像建国前的民主党派和后来的执政党关系一样，尽管双方都有定位，但是大大不同，一个是协商，一个是掌控，二者的前提是不一样的。
鉴于自己人微言轻，又是新兵蛋子，总得干点什么活，来表一下自己的忠心和决心吧，好歹是一个姿态，帮着领导找找当领导的感觉。就这样，开学后的某天某刻，我在办公室门后找了一个拖把，不知道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但是老话说得好，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同样也不在乎这个拖把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我在乎的是领导们看到我扛着个拖把出去了，这一点就够了。
就这样，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政绩工程诞生了——涮拖把。
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在你行走时，也许是在你看不到任何分岔路口时，你已经把脚迈到了另一条道路。
就在我沉醉于我的政绩工程时，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人也走过来，拿着个拖把，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拖把放进水池里，这让我很不爽，我心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不同样是受苦人吗？干嘛还表现出享受痛苦的姿态，脸上表情一点都不痛苦，虚伪！更过分的是，不能等我涮完吗？出来混，怎么也不讲个规矩？
想到这里，我狠狠地看了这个家伙一眼。
不过，看完之后，我感觉他应该不是学生干部，怎么说，学生干部也是干部啊，现在社会上，哪有这么瘦的干部啊？再说，他的眉头上也隐约有了皱纹，就是为政绩工程所累的那些积极的学生干部似乎也用不着这么操心啊。但怎么解释他手里的拖把哪？他大概是个工友，想到这里，我对他不是那么排斥了，亲不亲，阶级分嘛，我向这个身着红色体恤的“工友”呲牙咧嘴地笑了一下，表达出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感。
这个“工友”也笑了，并且是相当的标致和妩媚，兼有巨大的杀伤力，我想，想我堂堂中文系，果然气象不凡，连找个工友都能找到这样的偶像派人才。
正在我浮想联翩之际，“工友”开口了：“你是一年级新生？”
废话，我都干部了，还新什么生？想是这么想，但毕竟还是新兵蛋子，于是点点头，接着礼节性地问了他一句：“你是……？”我的意思很明白，意思是你是系里的保洁员还是学校的环卫工？但是因为这两种职业明显地缺少美誉度和自豪感，我故意不把话说明白，想给他留点余地。
“石耿立！”
“石耿立？”
我的脑袋开始轰轰打雷。须臾之后，我再放眼过去，果然发现，他的牙齿比刚才又白了不少，连眉宇间的皱纹现在都一扫劳苦气息，开始跳跃着性感的思考魅力。
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耶！石耿立！！！
这个传说中的性感才子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拿着个拖把，五官端正、骨骼清奇地涮着拖把，一丝不苟、马马虎虎地涮着拖把，自来水水管的水不时地迸溅到他的裤子和体恤上。
没有想到，认识这个名震鲁西南、才惊八县区的才子，竟然是在这个没有任何浪漫可言的女洗手间外围的一个涮拖把的地方。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震动历史的爱情或者流传千古的友谊的开头，都是凄美浪漫或壮美传奇的，有时是非常平实的，比如涮拖把时也可以风云际会。
张爱玲这个美丽的女子说过一段被无数小资男女奉为神话的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这段话，足可以形容我们这一届和耿立、思运两位先生的机缘。耿立访问北大时，我们还没有入学；思运负笈上海时，我们将近毕业。这一来一去的中间，大有机缘可究，早了赶不上，晚了没机会，都不成。但是现在，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涮拖把吗？”
后来想问的是，怎么混的？都副教授了还涮拖把？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于是就按下不提了。
在我的印象中，耿立和思运，是中文系的双子星座，二者交相辉映。我想，我们这一届学生也正是有了两位先生的价值启蒙，才真正得以人格独立，以人的姿态崛起，明白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并用一生的时间去坚持和追求。
这篇文章是写耿立先生的，思运先生另有篇章，此处不再啰唆。
根据我的生活经历，我发现当地许多人都对耿立的存在表示出不应该有的麻木和忽视，他们不能判断和珍惜耿立的价值，甚至还有人把他当成了麻烦。但是，要我说，如果没有了他，鲁西南文化圈子就会少了许多颜色，他所在中文系的魅力也将大打折扣，我甚至有时想，既然思运在外访问，那么耿立的坚守也是中文系学子的福音。
他上课时，有时带一口杯，下课后，这个口杯变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们教室没有饮水机，我只能跑到成教楼那些官员屋里去倒水。
一开始他们对我的这个行径非常痛恨，一个科级干部模样的人粗暴地呵斥我说：“学生喝水自己到水房买。”
我晃晃水杯，好像晃一个紫金葫芦，“老石的。”我说。
“哪个老师的？”他听错了。
“石耿立！”
不知道是给耿立面子还是给我面子，总之我以后去倒水时，基本上是如入无人之境。老实说，我骨子里是一个很叛逆的人，但唯独为耿立先生倒水这一点我做的非常自然，一年课程下来，始终执弟子礼，多少有点古风。
老石的课程有趣得紧，有点像清末维新党人，对现实多有批评和批判，这一点深得我们这些躁动青年的拥护和喜爱，我以为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和风骨所在。
他上课时，情绪激越，声音嘹亮。他有一个好嗓子，金石质感。说到激动处，他额上青筋突起，面色潮红，唾星飞舞，目光如高能激光束，逡巡扫描着座中弟子；说到高兴处，就结巴一下，表示很高兴，如果结巴得说不出话来，估计就是高兴坏了。
讲完课，大多时候，他自己一个人伫立在窗子前，神情落寞，目光遥望。他的身材极好，如果披一身青衫，就是标准的古代书生了。也许，他的确在古代生活过。
他是个诗人，曾经以华章——《聊城，我要和你结婚》语惊四座，在窃窃而笑的声浪里，我惊觉到他如一座无人的孤独岛，淹没在世俗的喧哗里。
有一次，在上课时，说到昌耀过世，泪光闪动，声音哽咽，这一幕如同一幅画卷，定格在岁月的墙壁上。
多年以后，我常想，对于我们这一届学子，耿立先生的最大功劳是什么哪？我个人以为还是在启蒙——价值启蒙。
在他的课程里，有一个大写的人字在闪烁，他呐喊呼唤，他孜孜以求，他振聋发聩，最后全都能归结到一个字上——人。
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就是这个时刻萌芽的，并且不可遏止地长成了一棵坚韧的树，一棵生命中赖以支柱的树。
大学，是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我想，大学的意义绝非是一张证书、几本笔记，而是获取一种视野和眼界，培养一种习惯和思维，这才是大学的真正和主要价值所在。当然，如果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再能碰到渊博的先生和漂亮的女生，那就是超级幸运的事情了。
无疑，我是幸运的。
耿立家里有许多优秀的碟片和书籍，这些私人藏品都被我们发掘出来，转化为公共资源，我现在还能记得《菊豆》、《鬼子来了》、《魂断蓝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影片带给我们的愉悦感受。
特别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面有一句有关爱情表达的经典台词：“哥，我的春天也来了！”被我们这些发情期的单身汉们奉为圭臬，成为当年最热流行语。
当时的我正是年方二八的青春好年华，再加上有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有时候难免会听从内心的召唤，自觉不自觉地偷偷地瞅瞅校园里的漂亮女孩子，有一次还认了真，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就在开始准备喜欢的时候，这个苗头被老石同志发觉了。
他笑问我：“最近好像有什么变化？”
“我的春天也来了！”我回答道。老石和其他哥们闻之大笑，其乐融融！
他耐心地向我传授了一些追求女孩子的技巧，惜乎在这方面，我的天资更是愚钝，枉费了耿兄的一番心血，最后是无疾而终，春天变成了秋天，我的头发也如树上的叶子，一夜落光。
但正如老辈人所讲的那样，买卖不成仁义在，感情不成同窗情还在嘛，我对这个女孩子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如果需要我帮忙，能帮绝对还会帮。
这个女孩子后来果然找我帮忙了，原因是她的成绩可能不过关，要挂。我找到耿立先生，最终采取政府托市的方法，渡过这一难关。
耿立当时位居副主任之职，按理说也是系里面的高层领导了，但是，他始终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和我们这些学子相处，比起那些官本位的老师来，这一点难能可贵，但是在那个大环境下，他难免会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感觉，就差没有像司徒雷登那样，夹个皮包走人了。
大多时候，他就那样落寞地看着窗外，宛如一尊忧郁的雕塑。
我在他的鼓励下，搞过一个所谓的学术讲座。讲座的名字叫《寒江居士话东坡》，当时，我一度痴迷苏轼，也有一些感悟和体验，想和人分享。
耿立得知后，非常支持，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在这种鼓励下，我开始准备资料，并且后来美梦成真，海报都贴在了校园里。没有想到，问题就出在这海报上。
由于我专心准备资料，海报事宜由同窗好友打理，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把我的头衔定义为：青年学者、诗人。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整个中文系都炸开了。
我们一个领导，在我朝觐时，放炮发难。
“你说，你说，你为什么称为学者？我搞学术这么多年了，都不敢自称学者，你称为学者？你说，你凭什么？”他咆哮得如同东亚睡狮。
我先是道歉，然后说明情况，说那海报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授意的，是同学的一片好心办成的坏事。
但是，这个领导仍旧不依不饶。“你说，你说，你为什么称为学者？我搞学术这么多年了，都不敢自称学者，你称为学者？你说，你凭什么？”他还是咆哮得如同东亚睡狮。
兔子急了还咬人哪，何况是人？更何况用现在电影里的一句话：我在我们村里，好歹是个有头有脸的人，领导老这么咆哮，再加上又是下课时间，很多学生干部和老师都在办公室，人要脸树要皮，我脸上终于挂不住了。
“那好，我倒要问你一句。”我开始咆哮，所有人都楞住了，他们没有想到我竟然会绝地反击。“作为领导和长辈，你对后辈应该是个什么态度？难道不应该提携吗？难道不应该扶持吗？就算我有错，那你得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吧！是，我现在不是什么学者，但你能保证我将来就不是吗？”
一言既出，满堂肃静。
领导被我给整晕了，他压根就没有想到我能咆哮公堂，一时间，，看着这满堂的文武百官，他竟然无语了。
幸好，有许多我所热爱和尊敬的老师出来打圆场，其中有我最近几年未见的肖兰英老师，她给我的印象格外温暖。
就在这样的压力下，讲座正常进行，耿立先生鼓励我扔掉包袱，专心准备。那天晚上，耿立先生坐在第一排，时而颔首时而微笑，如同文曲星下凡，后来据他说我讲得很好，不过内容破绽百出，连苏轼的大江东去，开一代词风都忘却了。回想回想，果然如此，不禁羞愧难当。
当晚，留给我温暖记忆的，除了耿立先生和诸位听众外，还有在窗外捧场的同学，不知其名姓，他们就站在文科楼一楼电教室的窗外，20多个人，陪我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两小时，不离不弃，连飘在窗户的雪花都不曾在意，现场的同学也都安静相伴，没有人中间离去，更无人交头接耳。
谢谢，谢谢，我的师长和同学，感谢你们给了我那么多的包容和支持。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领导，我一点都没有记恨，因为我明白他的严谨法度，他是一个直性子的人，看不惯就说出来。其实，他那天被我给搞蒙了，听到我义正词严的反诘，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做答，他没有注意到我偷换了一个概念，我说我将来可能会是学者，他只需要抓住一点，我就死定了。将来是？那就将来再写也不晚啊，呵呵。
这个事件中，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我一个学兄，他号称是领导跟前最红的人，有人以干儿子喻之，自然，我想这没有贬义，因为据说这个说法是领导自己的创造。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对于领导的心思把握得很准、揣摩得很透。讲座过后，他对我说，你知道我看到海报以后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受？”我一向对人抱有善意，我感觉他应该是善意的，怎么说，也是我学兄啊。
“我想撕了它！”他狠狠地说了一句。我楞住了，我实在搞不懂这个普普通通的海报何以激起他如此大的愤怒，以致于淹没了他的理智。
后来，我才明白，领导很愤怒，于是，他也很愤怒。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这个琐碎的小事，是因为这个小事可以反映整个学校的学术气氛和学术环境非常不正常不健康，行政官僚主导面过宽，缺乏求同存异的心态，对于出头鸟打击得太厉害，没有那种兼收并蓄宽容开放的环境和心态。
在这个环境中，我更能理解耿立们的孤独。
在我们那个领导在家看篮球比赛时，耿立先生却坐在了第一排。
我有时就想，一个学校，一个专业，有没有前途和吸引力，除了硬件设施以外，关键是看当政者和老师们对系里学子的态度如何，是提携有加，还是漠不关心，这都关乎将来。
有一次，我帮他整理一本新书，临走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本。在扉页上他亲笔题写道：“赠弟，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正如蒋勋所言台静农先生书法，耿先生的字体也呈现出盘曲扭转的特点，仿佛受极大阻压的线条，努力反抗这阻压而向四边反弹出一种惊人的张力，笔画如刀，锐利地切割茫然虚无的一片空白。
很多的往事渐渐飘散，但是，很多很多的细节都渐渐清晰。耿立先生带着我和石岱去海家喝羊肉汤；耿立先生在家里问我是喝地瓜粥还是喝小米粥；我和先生一起相遇在兰嫂子的古旧书屋里……
我有时想，他是应该扎根于他脚下的那片他咏叹过无数遍的土地，还是出来做一个流浪的寻梦者，最终都没有答案。
我毕业以后，很少回到母校，和耿立先生也渐渐失去了联系，但一直关注着他的消息，听说他已经是正教授了，听说他已经是主任了，心里都暗暗替他高兴。我和好友一起去KTV唱歌时，每每听到苏芮的《酒干倘卖无》时，总能想起耿立、思运、咏歌诸先生来。
是啊，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每每读到这里，我就会想起那个瘦削孤独的身影并为他默默祈福。
